原標題：天津首位通過法考的盲人王慧：與黑暗抗爭二十年
他試圖用無障礙信息技術撬開一道口子，幫助殘障人士走出“盲區”。
王慧進行法考期間。圖片來自天津司法局官網。
文|記者魏芙蓉
35歲的盲人王慧不“盲”。
他中等個頭、體態微胖；說起話來音量高，語速快；一身黑色的Polo長衫搭配墨綠色針織馬甲，精氣神十足。
除了方框眼鏡背后那雙低垂的眼睛，你不會覺得他有什么不同。
雙目全盲的十年時間里，王慧依靠信息技術擁有新的“眼睛”，先后成為蘭州大學歷史上首位盲人學士、天津市首位通過國家法律資格證考試的視障人士。
作為視障工程師，十年信息無障礙之路中，王慧自發為視障人士普及電腦和智能手機使用知識，成立“心之光無障礙智能體驗中心”接待盲友咨詢，被天津的視障群體所熟知。
王慧認為，殘障既不“明亮”，也不“灰暗”，但由于一些便利條件沒有惠及，使得部分視障群體仍困居在“黑暗”中，他試圖用無障礙信息技術撬開一道口子，助其走出“盲區”。
“不被特別強調的事”
接納黑暗前，王慧和黑暗抗爭二十年。
右眼天生失明，僅有的左眼也視物模糊，小王慧頂著1000度的鏡片一路念到高中，課業繁重，左眼視力急劇下降，又換上了2000度的鏡片。
三年高中讀來困難異常，即使坐在第一排也無法看清黑板。
像是一場和黑暗的較勁，黑暗制造不便，他化解它。
“老師在講臺上面講課、寫板書時，我就用草稿紙根據老師的描述復寫板書”，王慧說。可一遇上數學中的立體幾何，又讓他犯難，想象不出圖形和輔助線，就只能趁著下課老師還沒有擦掉黑板的時候，跑到講臺上湊近看。
后來，班里擦黑板的活計干脆全被他包攬下來。
除了更多時間精力的投入外，似乎也沒有太多異常。僅僅是在班里測視力的時候，視力表擺在教室中央，學生排著隊輪流等待，同齡的孩子們吵吵嚷嚷，好不熱鬧，只有王慧心里緊張：一旦摘了眼鏡，即使是視力表上第一行最大的字符，他的左眼也看不見。
自己和其他孩子的不同被當眾放大，這讓王慧不適。
2003年，王慧以高出一本線30分的成績，考入蘭州大學，就讀政治與行政學院國際政治專業。
妻子高建華和王慧相識于大學，印象里當年那個戴著厚重鏡片的男孩異常活躍，“打辯論，參加社團聯合會一個沒落下”，“是學校里的風云人物”。
左眼的殘存視力，是彼時王慧日常活動的倚仗。可就是這點微弱光明，還是被剝奪了。大學三年級，視力惡化，他被診斷為青光眼晚期，原本不佳的視力到這時只剩下微弱的光感，“像隔著幾層紗布”，只能勉強分清白天黑夜。
高建華有時也納悶，為什么失明讓這個人沒點反應。即使是在2011年，左眼視網膜脫離，王慧被宣告徹底失明。醫生面前，高建華哭得不能自已，王慧卻難見情緒波動。
“從來就沒用雙眼看過世界，左眼也看不清，完全失明后，我倒是覺得徹底解脫了”，王慧后來說。
看不見的日子里，他用MP3錄下老師的上課音頻、錄下高建華的口述筆記；他上網檢索到語音輸入法和屏幕朗讀軟件，借助它們花倆月一字一句敲下畢業論文。2008年，他從蘭州大學順利畢業，成為該校歷史上首位盲人學士。
多年后，他的事跡在本地傳開，不乏有到訪的媒體想挖掘他身上那些由“失明”所帶來的苦痛經歷，這樣一些問題擺在王慧面前時，他為難，覺得“沒法回答”。自孩童時代開始，失明從不是被父母“特別強調”的事，他在普通學校和尋常孩子一起成長為普通大人，“不是什么特別的事兒”。
困居“黑暗”
倒是一場“特別”的考試，讓王慧火了起來。
2019年，全國法考客觀題的考場上，一場有聲音的考試在司法局為王慧單獨設置的機考考場進行著，王慧在讀屏軟件支持下，語音聽題，鍵入答題。
此前的備考過程超過一年。閱讀資料時，明眼人用眼，王慧用耳；為提高效率，他把手機讀屏的速度調到每分鐘600字，相當于常人語速的6倍；兼顧工作，時間緊張，王慧便凌晨四點起床聽資料，到晚上理發時，妻子高建華發現，理發師的剪子還在腦門上揮動時，王慧就那么坐著睡著了。
打字不是難事，打準確難。拼音輸入法對明眼人而言準確率也難達100%，對依靠聽音來辨字形的盲人來說更甚。為此，王慧自學五筆輸入法，遇上偏旁生澀難懂，他便喊來明眼人妻子將字形畫在自己手心，靠觸感識記。
這一年法考，全國有11名視障人士報名參加，均獲得了單獨編場考試資格，并啟用了司法部專為視障考生開發的考試系統。王慧名列其中，他提前30分鐘便完成了作答，其后成為天津首位通過法考的視障人士。
十年前應聘盲校教師，王慧曾因盲被拒，到十年后報名法考時，獲得合理便利的參考過程比結果更讓他驚喜，“還以為又會是盲人前路探索的犧牲品”。他察覺，無障礙之路得到拓展，“盲區”的邊界在收縮。
“如今對無障礙的呼吁，更多是從道德層面出發，但是歸根結底無障礙應該是權利問題，最終可能還是一個法制問題——即如何通過法律去保障每一個人平等的權利”，參加法考，王慧在等待一個可能——在法制層面為無障礙之路添磚加瓦。
王慧在電臺宣傳無障礙理念。受訪者供圖和黑暗相處十余年，視障群體所面臨的困境王慧深有體會。
夫婦二人曾到訪一位盲友家中，高建華被客廳里擺放的巨大“紙葫蘆”吸引，那是一個手工藝品，狀似花瓶，其妻子稱，那是老伴在失明的前八年折的。老人人生中途失明，那還是電腦、手機尚未普及的年代，“聽廣播，出不了門，一個人悶在家里”，老人扯著一張海報紙，裁條，折疊，拼接，一張接一張，斷斷續續地，在黑暗里疊了八年。
盲人出一趟門并不容易，王慧每次獨自出門，高建華都覺得是“大冒險”。坐公交麻煩，乘地鐵麻煩，走路怕摔著。由此，不少視障群體的活動范圍被限制在家中。
夫妻二人接觸過各色視障人群中，不乏有人能夠實現正常買菜、旅行；更有甚者在每年春節，盲友們通過觸摸麻將牌的花色，可以搓上一整宿。
“視障不意味著灰暗”，王慧在無數個場合強調。但不能否認的是，一些合理的、便利條件沒有普及，讓相當一部分視障群體仍困居“黑暗”中。
成為“王老師”
讓大家走出家門，信息技術在過去十年一直被王慧作為“撬點”。當盲人的手機和電腦安裝上讀屏軟件時，應用內的文本、操作按鈕甚至是圖片樣式都可以被朗讀出來。
王慧最早在2008年使用類似的工具撰寫論文，失明伊始，它們成為王慧的“眼睛”，幫他在“黑暗”里扒出一道口子。
2008年，借天津市殘聯舉辦盲人藝術節的契機，他向當時的殘聯工作人員提議道“節目我不會，我給大伙講講電腦知識吧”。第一個講授班在殘聯支持下辦起來了，報班里十幾名學員，以老年人居多。
王慧在云陽里社區授課。受訪者供圖智能手機尚不普及，電腦是當時主要的上網工具。對于幾乎沒有使用基礎的學員，識記鍵盤是教學第一步。“學好讀屏軟件就得熟記鍵盤鍵位；打字用到的漢語拼音和盲文的拼音有不小差別，大伙還得重新學拼音”，王慧回憶。
其間有學員為了學會打字，每天背3個小時的漢語拼音；用泡沫塑料制作鍵盤模型，記鍵位，練指法。
2012年開始，智能產品更新迭代，傳統的按鍵手機退場，智能手機占據主流，相較電腦，手機成為更便捷的上網工具，王慧隨之也把教學的重點轉移至智能手機的操作上。
如今，熟悉王慧的人，見面都習慣喊他“王老師”。因為自發且無償為盲人朋友講授手機和電腦的使用知識，他成為“王老師”，在天津的視障圈內被熟知。
64歲的周發根在2012年第一次聽到王慧的電腦課，課上聽著王慧的聲音，“他是盲人，他理解盲人”，“讓盲人聽著淺顯易懂”，周發根覺得是王慧授課最突出的特點。他還因此跟王慧戲稱，“你失明了是你的不幸，卻是我們的幸運。”第三次聽完王慧講課后，他便在家里給自己配了臺電腦。
2008年至今，王慧的聲音遍布在天津的市、區各級殘聯，還有文化館、圖書館。曾是王慧的第一批學員，孫師傅發現每次開課王慧在微信群里一喊，群里的盲友們近半數都會應，和王慧相識十年，他估計“天津各區的盲人，超過一半的都上過他的課”。
夫妻二人位于向陽路街云陽里小區的家也一度成為盲人朋友聚集地。電腦、手機不會用，智能家居連接出問題了，大伙都來求助。
王慧夫婦幫助盲友安裝智能家居。受訪者供圖向陽路街區云陽里小區居委會也注意到了王慧，居委會主任張博介紹，“我們希望能在整個街域內為他提供一定幫助”，去年6月，居委會搬遷后，將原活動室作為授課場地無償給王慧夫婦使用。該社區居民以老年人居多，張博也表示，“我們希望借助王慧老師的專業特長，給老年人普及智能手機使用知識，把他們的生活也帶動起來”。
這間活動室現在成為王慧夫婦接待盲友咨詢、普及信息無障礙技術的主要場所。
室內所有的設備都為殘障群體配備，夫妻二人在地板上鋪上橙黃色的盲道，自費買來音響、掃地機、空調伴侶等智能設備并一一沿墻鋪設開。這些智能家居最早是在王慧家里被運用上，語音控制的功能讓他可以獨立洗衣、磨豆漿，甚至下廚做些簡單的菜式，生活無虞。
“像開空調這些看起來很容易的操作，對明眼人來說很簡單，但是對視障群體來說往往不容易實現”。王慧在去年掛牌成立“心之光智能體驗中心”，把同樣的智能家居搬到這里，讓到訪的視障朋友體驗。
走出家門
1月初，“心之光無障礙智能體驗中心”，一間10平米的辦公室里，王慧和妻子高建華，以及張心語母女倆，四人圍繞一張方桌而坐。
張母說，因病失明后的十幾年時間里，因活動范圍受限，張心語很少出門。張母想到了王慧，她帶著女兒找到這里，在王慧面前坐定。
現場，王慧向張心語拋出數個問題大多被張母代為回答，女孩拉扯著手里的皮手套，鮮有回應。房間里不時陷入沉默。
僅有的幾句答語中，張心語吐字緩慢，需要母親的提示下才能完整作答。王慧認為，數十年來的封閉環境，極大程度上限制了張心語的思維和交流。妻子高建華也察覺，失明讓女孩失去信心了。
此間不是沒有做過嘗試，父親曾經領著張心語外出，女兒在前，父親緊跟其后，一不留神，張心語被車撞折了腳。一家人小心翼翼，再不敢輕易讓張心語出門。
從殘聯領回的盲杖就此擱置在家里，蒙了塵。
王慧在“心之光無障礙智能體驗中心”。受訪者供圖在張心語家中，沒有配備無線網絡，她也從不使用智能手機，大部分時候張心語使用家中一臺插卡式音響收聽廣播。
過去十年，處在信息的“盲區”中，盲女張心語的生活陷入停滯。
十年信息無障礙之路，王慧不止一次見到過張心語的“影子”。
“他們只需要一些合理的便利”，王慧記得那位疊“紙葫蘆”的盲友，信息的便利惠及之后，折紙早已經被遺忘在客廳一隅，經常聽到的是老人的集體出游和朋友圈的“打油詩”。
“視障群體既不灰暗，也不明亮，應該是透明色”。消除明眼人的刻板“盲區”和視障群體的信息“盲區”，也是他愿意向媒體一遍一遍講述自己故事的原因。
“當一位視障朋友或者是其他類型的殘障朋友出現在法庭上，他的身份可能是律師、也可能是檢察官抑或是法官，大家不再覺得驚奇，而是發自內心的認同并尊重他們的身份，像看普通人的眼光一樣看待他們，到那個時候，可能真的就抹平了殘障與健全之間的鴻溝”。
對王慧而言，愿景實現的第一步，首先是盲人能夠走出家門。但無障礙之路很漫長，目前看來，過去十年來自己推動信息無障礙努力遠遠不夠。
其中出行的障礙同樣無處不在，甚至可能是一個微不起眼的步伐。
就例如當下，在辦公室里，臨到離開時，張心語母親在出行方式的選擇上又犯了難。
從體驗中心所在的南開區回到河北區的家，母女倆乘坐公交車至少一個小時以上，當王慧明確提示小區門口就有地鐵可搭乘時，這位母親還是想要尋找可直達的公交。
王慧不解，他追問。
原來母女二人在來時乘坐地鐵，站內線路換乘時遇上電動扶梯，升降的臺階捉摸不定，讓攜盲女出行的張母膽戰心驚。
王慧把自己出行時應對電動扶梯的經驗告知母女倆，“總是避開也不是辦法”。
張心語挽著母親的手離開了。
按照王慧的計劃，只需要兩三個月的針對性學習，張心語就能學會智能手機的基礎操作。不出意料的話，當慣常的戶外活動提上日程時，他知道，其中也會有張心語的身影。
（文中張心語、周發根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