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文最早以伯林與他人合著的同名文章問世，載約威爾編《歷史與行動哲學》（1978）。
這些討論中已經出現兩種觀點，分析哲學與除此以外的哲學，為了努力在她們之間搭建起橋梁，讓我先說點適中的東西。在我看來，明顯存在一些常規但很豐富的話題可以讓歷史哲學同時吸引兩者的注意：例如，檢查歷史學家們使用的一些關鍵概念。這將讓他們在最直接也最核心的方式上涉身歷史哲學。
于是，他們可能考慮一些看起來簡單的問題（她們其實并不簡單）。歷史學家是如何使用“因為”一詞的？在歷史話語中使用的“因為”并非一定是表示因果關系，她可用于動機，可用于歷史之間和內部的神秘聯系。或者說，歷史學家是如何使用諸如“因而”這樣的詞語的？他們為什么不是在歷史敘事中用“于是我們看到”或“不足為奇的是”或“并不奇怪的是”為什么這不奇怪呢？是什么不足為奇？為什么？諸如此類。之所以將她們連接在一起，是因為她們將對一個事件，甚至文化的記述，同對另外一個事件，或文化的記述橋接起來。他們取決于家庭一些特別的概念與范疇，只有用她們才可以寫出可能的歷史。
19世紀末曾過一個眾所周知的對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區分。這種區分很合理地提出，如果一種自然科學的現象之所以是那樣，是因為另一個現象，或者說一個對象或事件總是和另外一個對象或事件在一起，這種斷言只能建立在得到認可的觀察和試驗程序之上。用一個現代的例子來說，有人可能會問，“我們怎么知道這種藥能治病——例如，用盤尼西林治肺病？”我們并沒有什么特別的理由要相信這種論斷，只因為她基于大量經過仔細檢驗的歸納，這構成一個邏輯體系，一個科學知識的資料庫。她并不需要關于相互連接的事件或對象，不需要什么原則或關系將她們聯結，除了說是屬于一個可以界定的X類的時間或事情，她們的成員明顯看來遵從一個可以界定的Y類事件或事情。另一方面，人文科學好像不是這樣。寫歷史的人希望讀者相信她，因為他會很有策略地運用社會學和心理學規律，有些沒必要刻意說明，我們都可以看得出來，這明顯不需要以任何科學步驟為基礎。
如果有人正在解釋某一歷史事件，比方說是某次革命，這人可能會說在某個地區某個階級當中存在某種程度的不滿或憤慨之情，他可能還會補充說統治階級為了減輕這些情緒做出了一些妥協，讓不滿的階級提高了期望，讓他們要求得越來越多，如果統治階級對他們施行更加有效的壓迫的話，這些要求本會得不到滿足，統治階級的示弱和讓步讓抵抗力量加強，而不是使之遲鈍，等等。這種辯論想當然地假定，一般條件下設想的一些情形被“可以理解地”
認為是那種會導致這樣或那樣結果的情形：之所以可謂“可以理解地”，是因為我們可以期待，在特定人物、目標、情感、習慣等這些毫無疑問地想當然的條件下，人就會以某種方式行事。只要是人，就可能在某種程度上以這種不好定義的方式行事，我們與他人的交往預設了這一點。于是，給出一個特定情形就是如此行為通常被認為是合適歷史解釋的例子。
我們需要回溯的一點是，時下寫歷史的一大態勢是更加依賴精確的方法：量化測量和統計信息。不過，這類歷史著作更適合寫某些專門的歷史。例如，寫經濟史的時候：有關13世紀的英國經濟史可以通過考察這類事項，不同商人團體賣出了多少捆羊毛，以什么價格賣出的，她們去了哪里，被用來干什么，等等。在此過程中，沒有必要過問商人的道德或宗教觀，他們的私生活，他們的個人特性。有關他們的心理知識既沒必要也沒有什么幫助。通過統計歸納獲得的人口學方面的數據則更加相關，這些是通過與自然科學非常不同的方法所獲得的。我們可能會發現，可以得知的14世紀經濟史要多于17世紀的經濟史，因為有關貨物價格等事實更容易獲得。這是經濟史上的一個悖論。
技術史可能也會如此，有關一些歷史人物的歷史可能會被理想化，也就是說，他們被人為地限制之處，就會建立起一些分類證據和推斷的模式或特殊方法。僅有常識是不夠的。但是，在寫一般歷史，特別是政治歷史的時候，這點又不對了。用來描述情形、事件和過程的概念與范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不精確的，她們有一種所謂“開放的結構”。大體說來，她們是與人的永久利益相關的普遍的日常觀念。在不同時期，不同國家，不同條件下，她們可能會略有不同，但所有的觀念都是屬于基本的人類態度、觀點、目標、信仰等。對這些概念沒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分享，就根本不可能了解人或歷史。
若非如此，我們很難說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理解荷馬或希羅多德，畢竟他們所寫的社會與我們的社會非常不同。例如，如果你問，為什么有些歷史人物做了某事，對此行為的解釋很可能要取決于使用有關在日常生活中有關人性的概念與范疇，而且我們假定，即使不是所有這些概念與范疇都進入了我們有史料記載以來的祖先的觀點，那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如此。
如果只依靠歸納調查，可得出的結論就會非常單薄。從虛構作品中舉個例子來說，如果有人問為何伊阿古憎恨奧賽羅，有人回答說是因為伊阿古性格軟弱而奧賽羅堅強，伊阿古卑鄙而奧賽羅高尚，軟弱和卑鄙之人容易憎惡或討厭高尚或堅強的人，這種思路在某種程度上會被認為是對伊阿古行為的合適解釋。如果有人接著問，參與談話的人究竟自己觀察了多少嫉妒的例子，他對他人有關弱者和強者之間的關系觀察了解多少，他在多少地方，多少種場合下進行過多少確切的心理調查，他積累了多少規律性才得出他經過經驗測試的假設，他會發現化學家或物理學家不會認為這類證據是得出科學結論的合適基礎。不過，這是我們著手解釋大部分人類行為的唯一方式，我們沒法以別的方式行事或活著。毫無疑問，人是會犯錯的，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能揭示人的錯誤，毫無疑問人總在給出各種未經檢驗的斷言，沒有這些斷言，人壓根就沒法著手做事。
我想要提出的觀點不是基于特殊性與普遍性之間，或者價值中立與價值衡量之間眾所周知的對立，而是基于將應用以下兩者的差異，其一是基于觀察得到的規律或規則，其二是基于經驗相關性的信仰，無論是自己的信仰，還是某一社會的信仰，還是他人的信仰、其他文化的信仰。所有經驗體現科林伍德之所謂對一個時代或文化的“絕對預設”。她們不是屢教不改的，但正是對她們的掌握讓嚴肅的歷史學家不同于聰明的故事講述者和發文人：這是歷史學家所需的，與作家共有的一種能力。
為什么我們說有些歷史學家偉大，有些還不錯，還有些很膚淺呢？我這么來說吧，一位歷史學家之所以偉大，不僅因為他們具有描述能力，不僅因為他們比別人掌握了更多的知識，或者他們的觀察更加細致，他們的發現更加準確——所有這些都是必要，也必不可少的造詣，但這些能力無法造就一名偉大的歷史學家。一名歷史學家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被認為對某一特定時期，一個特定社會從整體上提供了洞察力，他們給讀者呈現出一幅人類生活的圖景，他們將一個社會的整體經驗呈現為一種可能發生過的、有充分證據的生活方式。讓想象力復蘇的危險在于她可能會產生連貫行動。為了證明我們關心事實，我們需要從現存數據中推斷一個可靠的依據。基于這種證據的建構（蒙森在晚年開始懷疑）主要都是想象的。一部偉大的歷史學著作必不可少的品質就是讀者讀完以后可以認為，他不僅可以告訴自己說，這些社會中的各種角色在被記錄在案的場合下之所思、之所做、之所圖，他還可以說在其他可以想象的場合下他們會（至少是他們可能）有什么想法，他們會如何應對其他情況，如何應對發生在他們那個時代的一般情況、事件、思想和自然/人造物體。要想象生活在一個不同于自己社會的情形，沒必要引入什么神神秘秘的觀念，諸如讓自己回到過去，或者飛入愷撒（科林伍德幾乎就要如是說了）的意識，以便了解他為何入侵英國，他當時的感受、抱負和目的是什么。
如果我們能對所說的社會有一種想象上的把握，我們就能回答一些假設的問題，即使答案遠非確定。這就是說，只有當歷史學家給出了有關一個社會的具體構造，她的結構，她的“靈魂”，她的道德、思想類別和價值觀，我們才能將試圖描述這一社會的他看作是一位有天賦的歷史學家。做不到的話，我們甚至還可以指責他缺乏深度。順便提一下，深度和偉大都是哲學家們不太常用的概念，盡管我敢說如果他們多用用會是一件好事，因為她們不僅僅是華麗的辭藻。“深刻”是一種隱喻性表達——也許來自水井。這是什么意思呢？要是說（無論說得正確與否），帕斯卡是一位比笛卡爾更為淵博的思想家，蒙森或庫朗日是比那些辛苦的編纂史者或愛國教材的作者更為偉大的歷史學家，這意味著什么呢？
我無意在此深究這個問題，只想堅持說僅僅從考古意義上來重現過去是不夠的。僅有自然科學的范疇也不行。這關乎通常被稱作知識的概念與狄爾泰之所謂理解之間的差異。我想堅持說我們之所謂知識在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上都是一樣的——要涉及行為人、他們的動機、目的、恐懼、希望、感受、思想、行為等：這不僅僅是個人的，還是某團體的、某階級的、某次運動的、某一機構的或整個社會的。討論這些行為人的生活、觀點和行動涉及的概念與范疇未經擬人化就無法用于自然科學主題，處理兩種科學之間中間地帶或無人地點的話題會造成自身的問題。要理解一個特定社會的道德規則、社會目的、文化或精神潮流，就是要理解假如活在那個環境下會是什么樣子。這種洞察力需要一種類似藝術家的天賦，只有這種天賦能夠將干巴巴的研究和有關事實積累（只能通過經驗考察獲得的事實）融合起來，讓她們栩栩如生。
當然，這些也都是老生常談。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一項對于歷史學家而言更有用的任務，說起來也是他們的主要任務，那就是分析歷史解釋的邏輯。這意味著分析諸如“因為”、“因而”、“到一定時候”、“不足為奇的是”等詞語的使用。這種分析充當各種有關過去命題的聯系，將她們以不同于這些邏輯充分用于自然科學的方式結合起來。自然科學本身不是歷史思想，她們是歷史思想的組成部分，因此我把以下學科統統都歸在自然科學門下：考古學、古文書學、金石學、人口統計學、自然地理、人類學，以及星相學的、化學的或生物學的計時方法，還有所有其他測量時間間隔，分析影響人類生活的環境和其他物質因素所需的附屬學科，沒有這些就沒法得到關于過去的準確知識。
我所說的也許是異端之言，既不同于科學導向的分析哲學的立場，也不同于那些具有黑格爾路線傾向的哲學立場。也許這點也還是異端之言：我無意撤回，除非迫于理性爭論的絕對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