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有多少年輕人還甘愿去做農民工？
來看一則報道。
楚天都市報9月3日報道稱：調查結果顯示，在調查走訪的61個建筑施工工地、18621名建筑工人中，30歲以下占比僅一成，50歲左右是絕對的主力軍，年齡“斷層” 現象嚴重。工地不僅難以吸引新的年輕農民工進入，為數不多的還正在“逃離”。
這份調研是在武漢做的，某產業園一期項目，一線農民工192人，30歲以下的13人，占比不到7% ； 某國企房地產項目，一線農民工480人，30歲以下的僅48人，占比10%；軌道交通施工項目里，一線工人246名，30歲以下者16人，占比7%。
也就是說，30歲以下的建筑工，還不足10%！
放眼全國，也是一樣。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08年農民工的平均年齡為34歲，2020年，已經上升到了41.4歲，高于2020年勞動力人口的平均年齡（38.8歲）。
去年，16-30歲農民工的數量只占22.7%，50歲以上的農民工數量占比卻高達26.4%。
根據中泰證券的研究，過去十多年，我國每年大學畢業生數量從500萬以下提高到800萬以上，而農民工每年新增數量從1000萬以上降至不足200萬。
工廠招工越來越難，大學生找工作也越來越難。
2009年時，大學畢業生工資是農民工的1.7 倍，而截至2018年底，二者差距收窄到了1.4倍以內。
經濟學家林采宜發文指出：5年內，超過7500萬的高齡農民工將退出勞動力市場。
問題出在哪？
是待遇不夠嗎？
不是，工地一個月賺七八千很正常，珠三角每年都出現“用工荒”，工作是不缺的。
是年輕人不夠努力嗎？
當然不是，他們可以沒日沒夜、風吹日曬送外賣、送快遞，也不甘心在工廠和工地里虛耗青春。
說到底，還是兩個字：尊嚴。
啥叫“尊嚴”？
前幾天藍白說過自己的看法：以后，藍領工人一樣可以下班后去喝咖啡，環衛工一樣可以有精致的著裝，開挖掘機的、飯店里的廚師、餐廳里的服務員、外賣和快遞員，他們都應該有社保和醫保，他們的孩子也會以父母的職業為傲。
過去這些年呢？
沒社保，沒公積金就不說了，作為草根，不被城市認同接納，家鄉又回不去，處于產業、城鄉的邊緣，游離于主流社會之外，家里子女在留守，城里群租又不是長久之計，工作時間長、流動性大、工作收入低。。。
當年輕人都對“一線勞動者”避而遠之的時候，教育內卷、階層躍升這些加重家長焦慮的現象，就會變得越來越普遍。
2021年，我國高考報名人數達1078萬人，連續第四年保持增長，并再創歷史新高。
上一個高考報名人數的高峰期，還是2008年，高考錄取人數只有600萬。
到2019年，已經超過了900萬，其中本科生計劃錄取431萬，專科生計劃錄取484萬，專科生錄取人數首次超過本科生。
從1999年大學擴招開始，全國高校畢業生逐年增加，2021年畢業生總人數909萬，按教育部的預測，2022年畢業生人數會超過1000萬人。
而這個數字，在2001年，僅僅只有100萬，20年增加了10倍。
想讓環衛、水電工、泥工、建筑工感到“有尊嚴”，這需要政策的引導。
值得慶幸的是，現在我們已經看到了希望。
最近，高層明確提出要分好“蛋糕”，目標在于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要著力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
第一次分配：是通過市場（工資、分紅、獎金、開店、做生意、辦廠、開公司、股票、債券、基金、房產）實現的；
第二次分配：是通過政府調節（社保、財政轉移支付、個人所得稅、遺產稅、房產稅）進行的，這一條很關鍵。
第三次分配：是通過個人收入轉移和個人自愿繳納和捐獻等非強制方式再一次進行分配（慈善），比如前段時間的水災、公益事業的籌款、鄉村振興產業的扶持捐贈。
這三次分配，各有側重，目的很簡單，就是為了更公平地“分蛋糕”。
具體怎么去做？
前段時間，高層發了2021-2025年的就業促進規劃，其中就詳細規劃了實現路徑：
比如，通過擴大個人所得稅增稅范圍，提高居民個人所得稅免征額，以更好地調節居民收入分配；且實施稅收優惠政策減輕中低收入群體、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稅收負擔，縮小居民收入差距，實現共同富裕。
研究開征房產稅、遺產稅、贈與稅，通過寬稅基、低稅率做大納稅人規模，設置差異化的稅率，鼓勵科技創新、抑制娛樂行業畸高收入。
對過高收入人群加的“直接稅”，對低收入人群減輕“間接稅”。
這一增一減之間，多出來的稅收，既可以通過轉移支付的手段用于鄉村建設，又能給靈活就業、農民工人群進行稅收補貼。
比如，放開城鄉戶口流動，破除城鄉就業差距。推動地方逐步探索制定城鄉雙向流動的戶口遷移政策，確保外地和本地農業轉移人口進城落戶標準一視同仁。
與此同時，保障進城落戶農民農村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健全農戶“三權”市場化退出機制和配套政策。
這個措施也不難理解，從農村進城的年輕人，老家的宅基地一直在空置，把入市流通的權利讓給他們，不想在城市里待了就回家，想在城市里扎根，就能低門檻落戶變成“新市民”，老家的土地可以騰挪出來獲取財產性收入。
多一份收入，在城里做勞動者，腰桿就會硬一分。
此外，反壟斷、第三次分配的自愿捐贈，讓巨型平臺企業給騎手、一線員工繳納社保，提高福利待遇。
教育雙減、房地產市場大整頓，又能減輕年輕人生活成本壓力，提振生育率。
種種措施，都是為了低收入人群也能享受到發展的紅利，讓一線勞動者也能活得有尊嚴，讓收入分配向基層、向年輕人傾斜。
換言之：年輕人并不是要“絕對公平”，并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而是“機會公平”。
經濟學家任澤平指出：上世紀開放之初，一窮二白，錢少人多，生產要素上勞動過剩、資本稀缺，為了促進增長、做大蛋糕。
所以，收入分配上以效率優先、讓一部分先富起來為基本導向，衍生了一系列配套制度，比如戶籍制度、土地財政、社保制度、稅收制度、地方招商等。
現在，我們要做的，是暢通向上流動通道，給更多人創造致富機會。
保障起點公平，加大普惠性人力資本投入，為不同出身、不同背景的人提升人力資本和實現階層上升創造條件。完善養老、醫療、住房等保障體系，改善民生，減少人們的后顧之憂。
勞動者，才是一個社會的脊梁。
年輕人，才是一個國家的希望。
不管你的家庭富裕還是貧窮，不管你老家是城市還是大山，不管從事的哪個行業，都能收獲屬于自己的那一份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