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撰稿 劉中民
9月7日，埃及和土耳其兩國準備進行第二輪副外長級“探索性”會談，會議由土耳其主辦。此次會議的目的是討論兩國關系惡化近八年后的關系正常化議題。此次會談有望“處理兩國雙邊關系”，并討論相關地區議題。據消息人士稱，在第二輪會談中，雙方將評估第一輪會談的成果，研究進一步改善雙邊關系的有關問題，并商定接下來的步驟。
由于土耳其支持被埃及當局宣布為恐怖組織的穆斯林兄弟會（下文簡稱穆兄會），導致土耳其與埃及兩國關系緊張。2013年，雙方分別召回大使，但兩國使館并未關閉，而外交關系降為臨時代辦級。在過去的一年里，土耳其多次發表對埃及示好聲明，并提出改善與開羅關系的舉措。
自埃及前總統穆巴拉克垮臺后，穆兄會在埃及的發展經歷了從大起到大落的過程。總體而言，從2011年2月到2012年6月，穆兄會在選舉政治中迅速崛起并掌握權力；從2012年6月到2013年8月，世俗派與伊斯蘭主義政治力量對立加劇，最終導致軍方廢黜穆爾西政權，并在此后把穆兄會定性為恐怖主義組織進行打壓。
在埃及穆兄會大起大落的過程中，基于意識形態和現實利益的不同考慮，沙特、阿聯酋對穆兄會持反對立場，并支持埃及塞西政府鎮壓和打擊穆兄會；土耳其和卡塔爾則支持穆兄會，并因此與塞西政府和沙特齟齬不斷。此后，在針對地區內伊斯蘭主義力量問題上，便形成了土耳其領導的親穆兄會力量和沙特領導的反穆兄會力量。圍繞穆兄會的對峙也成為土耳其與沙特矛盾對抗的重要領域。
“阿拉伯之春”以來，伴隨阿拉伯國家陷入群體性動蕩，伊斯蘭主義力量開始借勢而起。以埃及穆兄會為代表的伊斯蘭主義政黨不僅成為影響阿拉伯國家轉型的重要因素，而且成為中東力量爭奪地區領導權的工具。圍繞支持和反對轉型阿拉伯國家內部的伊斯蘭主義力量，已在中東地區范圍內形成了親伊斯蘭主義和反伊斯蘭主義力量的競爭乃至對抗，這也構成了阿拉伯國家轉型困難的重要原因之一。
這兩個陣營的復雜矛盾斗爭還構成了2017年6月以來沙特與卡塔爾斷交危機的深層次原因，沙特提出的復交條件之一便是卡塔爾必須中止對穆兄會等“恐怖組織”的支持。而7月份突尼斯總統解除總理邁希希職務背后，也有土耳其、卡塔爾支持突尼斯伊斯蘭力量“復興運動黨”（與穆兄會類似）的原因。
但是，在2021年4月以來，作為三個圍繞穆兄會進行復雜博弈的國家——土耳其、沙特、埃及的關系出現了些許緩和的跡象。如沙特國王薩勒曼與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兩次通電話、土耳其駐沙特大使在利雅得拜會沙特外交副大臣、土耳其外長在5月11日訪問利雅得等；又如，埃及與土耳其在5月初為實現關系正常化舉行了“探索性會談”，雙方就雙邊關系和利比亞、敘利亞、伊拉克局勢等地區問題進行了討論。7月4日，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埃及外交部長舒克里表示，土耳其政府已禁止穆兄會在土耳其媒體露面，舒克里稱這是土耳其政府采取的“積極措施”，這將有助于推進兩國關系正常化的進程。
那么，沙特與土耳其圍繞穆兄會的矛盾原因何在呢？土耳其與埃及、土耳其與沙特關系的緩和，能夠化解它們圍繞穆兄會的矛盾嗎？
大起大落的埃及穆兄會
伊斯蘭主義，是指主張按伊斯蘭原初教旨變革現實社會的一種宗教政治思潮及隨之而來的一場反對世俗化和西方化，全面推行伊斯蘭化的運動，主張返回伊斯蘭教的原初教旨、變革現存的世界秩序、推翻現存的世俗政權，建立由宗教領袖或教法學者統治的、以伊斯蘭教法為基礎的伊斯蘭國家和秩序。伊斯蘭主義在政治上主張建立體現“真主意志”的伊斯蘭國家；在經濟上主張實行社會公正、平等和正義、反對西方的經濟制度；在法律上主張以伊斯蘭教法替代受西方影響制定的世俗法律體系；在文化上反對西方化、世俗化的意識形態、生活方式、倫理規范和價值觀念。
1928年成立于埃及的穆兄會在組織建設、理論發展等方面的成就使其成為當代伊斯蘭主義的標志和典型代表。
首先，從組織建設方面，穆兄會把自身建設成了具有現代宗教政黨性質的伊斯蘭主義組織。穆兄會為其他的伊斯蘭組織或宗教政黨的建立樹立了典范，同時也使埃及成為現代伊斯蘭主義運動的一個大本營。
其次，從理論發展方面，埃及穆兄會的兩位著名理論家哈桑·班納和賽義德·庫特布作為伊斯蘭主義的理論奠基人，為當代伊斯蘭主義確立了基本理論框架。而庫特布的學說更加激進，對一批堅持走暴力和恐怖道路的激進伊斯蘭勢力產生了重要影響。
最后，埃及穆兄會作為當代主義的先驅，對推動伊斯蘭主義國際化發揮了重要作用，許多國家和地區的伊斯蘭主義組織的建立都深受埃及影響。經過90多年的發展，穆兄會已發展成為一個地區性和全球性的伊斯蘭主義組織，在70多個國家設有分支機構或附屬團體，其遍布全球尤其是中東國家的分支機構構成了國際化的組織網絡，這也是它擁有地區和國際影響，并在中東變局中影響中東地區國際關系重組的根源所在。
穆巴拉克倒臺后，埃及于2011年3月28日出臺新選舉法，穆兄會組建了自由與正義黨，并在隨后的議會選舉和總統選舉中取得勝利，自由與正義黨主席穆爾西于2012年6月成功當選總統。但好景不長，穆爾西的總統職位在2013年8月被埃及軍方廢黜，穆兄會也再次遭遇滅頂之災。
客觀而言，伊斯蘭主義力量并非中東變局的領導者，中東變局在性質上也并非伊斯蘭主義運動。但是，中東變局無疑為伊斯蘭主義力量借勢而起提供了歷史機遇，伊斯蘭主義政黨上臺執政或參政議政曾一度成為轉型阿拉伯國家的獨特政治風景線。在中東變局中，埃及穆兄會領導的自由與正義黨（Freedom and Justice Party）、突尼斯的復興運動黨（Ennahda Movement）、摩洛哥的公正與發展黨（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以及其他國家的穆兄會力量在中東形成了一個潛在的伊斯蘭主義政黨力量集團。
但是，伊斯蘭主義政黨在初試鋒芒后便遭遇了嚴重的挫折。以埃及穆兄會下屬的自由與正義黨為例，在執政一年后便遭到軍方的廢黜，并被埃及政府宣布為恐怖主義組織，成為伊斯蘭主義力量遭遇的最嚴重挫折。
穆兄會在埃及政壇的沉浮不僅改變了埃及國內的政治生態，中東地區力量圍繞支持和反對穆兄會的政治博弈，也對中東國際關系產生了重要影響，尤其是對埃及、沙特、伊朗、土耳其等地區大國間的關系，以及對2017年6月以來的沙特與卡塔爾斷交危機產生了直接影響，而其背后則是地區力量圍繞意識形態和現實利益的復雜博弈。
總之，在穆兄會沉浮的過程中，不僅埃及國內的宗教和世俗兩大力量展開激烈對抗，地區力量也基于對伊斯蘭主義的不同立場展開了復雜的博弈。在此過程中，沙特領導的海灣君主制國家（卡塔爾除外）構成了中東地區內反對穆兄會的主要力量，而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政府、伊朗、卡塔爾不同程度地支持穆兄會。
沙特為何反對穆兄會？
埃及和沙特一直存在爭奪阿拉伯世界主導權的矛盾，但在穆巴拉克垮臺前，埃及與沙特在意識形態上的矛盾主要是泛阿拉伯民族主義和泛伊斯蘭主義的矛盾；埃及是泛阿拉伯民族主義的中心，而沙特是泛伊斯蘭主義的中心。長期以來，埃及通過推行泛阿拉伯民族主義，對外輸出納賽爾式的阿拉伯革命，推進阿拉伯統一事業，對沙特領導的海灣君主制政教合一國家產生了強烈的沖擊。而沙特則通過推行泛伊斯蘭主義，成立伊斯蘭會議組織（2011年更名為伊斯蘭合作組織）與埃及的泛阿拉伯主義抗衡。
穆巴拉克垮臺后，穆兄會領導的自由與正義黨很快通過選舉在埃及掌權。相對過去掌握埃及政治主導權的世俗民族主義力量，穆兄會代表的溫和伊斯蘭力量本應與沙特代表的保守伊斯蘭力量找到更多利益契合點。但事實恰恰相反，穆兄會所代表的溫和伊斯蘭力量與沙特所代表的瓦哈比派保守伊斯蘭力量存在嚴重分歧。對此，有學者分析指出：“穆罕默德·穆爾西對利雅得溫和而又謹慎的態度表明，穆兄會拒絕（沙特）瓦哈比派，并且推進以其他伊斯蘭思想學派為基礎的更溫和的伊斯蘭教。其結果是，在軍方通過政變顛覆穆爾西政權的過程中，沙特阿拉伯在反對穆爾西政權方面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因為穆爾西對沙特采取獨立的政策，對伊朗和土耳其采取實用主義政策，這都使沙特感到緊張。”
埃及軍方廢黜穆爾西政權后，沙特國王阿卜杜拉致信埃及軍方，稱贊其在關鍵時刻拯救了國家。沙特和阿聯酋很快表示將分別向埃及提供50億美元和30億美元的經濟援助。此后，沙特國王阿卜杜拉對埃及軍方針對穆兄會抗議示威的清場行動也表示支持。在沙特的帶動下，阿聯酋、科威特、巴林、阿曼都表示支持埃及臨時政府。
沙特等海灣國家反對穆兄會既有意識形態的原因，也有現實的政治考慮。
從意識形態和國家發展模式的角度看，沙特反對穆兄會的原因在于避免現代伊斯蘭主義力量成為中東地區的主導力量，并在意識形態和發展模式方面對海灣君主制國家構成挑戰。一旦埃及穆兄會的自由與正義黨獲得成功，就會對其他阿拉伯國家的穆兄會等現代伊斯蘭主義力量產生示范效應。在中東變局中出現政權更迭的阿拉伯共和制國家，都在探索如何在理論上和實踐上推動伊斯蘭民主的建設。相對于其他國家，埃及的規模、地位和傳統，決定了埃及的伊斯蘭民主嘗試具有更為重大的意義和更為重要的影響。
而沙特則是維持現狀的阿拉伯君主制國家力量集團的核心，也是瓦哈比-薩拉菲派力量集團的核心。從長遠角度看，穆兄會力量探索的伊斯蘭民主及其在轉型阿拉伯國家的推廣，顯然對以世襲制、家族制、政教合一為特征的海灣君主制國家構成了挑戰。2012年7月11日，穆爾西訪問沙特，其目的就是要打消海灣國家的疑慮，通過建立信任爭取政治與經濟支持。據沙特《利雅得報》報道，在啟程訪問沙特前夕，穆爾西曾公開表示不會輸出革命，這也從側面驗證了穆兄會與沙特的潛在緊張關系。
從現實的角度看，穆巴拉克主政時期的埃及盡管與沙特存在意識形態和爭奪地區主導權的矛盾，但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領導地位相對納賽爾時期已嚴重衰落，已經放棄輸出革命和阿拉伯統一的埃及對沙特的挑戰已經大打折扣，沙特與埃及的矛盾已大為緩和。相對而言，穆兄會力量不斷在轉型阿拉伯國家擴張的潛在影響，對于沙特無疑更具挑戰性和不確定性，如果在世俗的軍政府和穆兄會之間做選擇的話，沙特顯然傾向于地區影響較小的軍方力量，而不是擁有巨大地區影響和不確定性的穆兄會。
土耳其為何力挺穆兄會？
與沙特的態度相反，土耳其積極支持穆兄會，并對埃及軍方的行為表示強烈反對。土耳其選擇支持穆兄會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其執政黨正義與發展黨與自由與正義黨同屬溫和的伊斯蘭政黨，二者在意識形態和政治理念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土耳其力圖通過支持轉型阿拉伯國家的伊斯蘭政黨，擴大正義與發展黨新版“土耳其模式”的地區影響，增強土耳其的國際地位。
自1946年土耳其啟動多黨制進程后，各政黨便紛紛利用伊斯蘭教進行政治動員，并先后出現了正義黨、民族行動黨、民族秩序黨、繁榮黨、正義與發展黨等具有傳承關系的伊斯蘭色彩濃厚的政黨。繁榮黨曾在1996~1997年與其他政黨短暫聯合執政，而正義與發展黨自2002年以來一直是土耳其的執政黨。但是，土耳其伊斯蘭政黨的崛起經歷了漫長曲折的過程，正義與發展黨之前的伊斯蘭政黨曾先后在1960、1971、1980年的三次軍事政變和1998年的“軟政變”中被取締。1998年土耳其憲法法院宣布取締繁榮黨，繁榮黨隨后又改稱美德黨；2001年6月，美德黨再次被取締，該黨中的傳統派組成幸福黨，而改革派則成立了正義與發展黨。
在成立不到一年后，正義與發展黨便取得2002年土耳其議會選舉的勝利并單獨組閣執政，并先后取得2007年、2011年、2015年土耳其議會選舉的勝利，創造了當代土耳其歷史上的政治神話。有評論指出，正義與發展黨連續執政及其執政期間土耳其取得的迅速發展已經創造了新版的“土耳其模式”，其內容包括：在維持國家政權世俗主義原則的基礎上強調傳統伊斯蘭價值觀，注重以道德理念、準則作為社會的規范，提倡在尊重自由的前提下推進世俗主義和民主化，把宗教自由作為民主化的重要內容；主張通過改革擴大公民權利，改善人權，發展公民社會。
這種新變化具體表現在：第一，從激進世俗主義走向消極世俗主義，即在堅持國家世俗性質的同時充分保證個人的宗教信仰自由；第二，發展民主政治，限制軍人權力，逐步改變“軍人監國、文官執政”的治理格局；第三，奉行自由主義政策，擴大社會基礎；第四，在東西方關系上，實現了從追隨西方到“向東看”的平衡外交，突出自主性（參見王林聰：《“土耳其模式”的新變化及其影響》，載《西亞非洲》2012年第2期，第90~93頁）。由此可見，土耳其的民主轉型經歷了從威權體制到多黨民主與軍人干政相互交替，再到正義與發展黨的溫和伊斯蘭民主的曲折轉型。
中東變局爆發以來，在阿拉伯國家轉型過程中，伊斯蘭政黨通過議會選舉，紛紛成為轉型阿拉伯國家的執政黨。在此背景下，正義與發展黨創造的新版“土耳其模式”對于阿拉伯國家的伊斯蘭政黨產生了較大的吸引力，如突尼斯伊斯蘭復興運動黨領袖拉希德·加努希（Reched Ghannouchi）強調，土耳其的民主實踐是突尼斯的榜樣，“土耳其模式”是展現伊斯蘭教與民主相容的典范；摩洛哥正義與發展黨主席阿卜杜拉·本·基蘭（Abdelilah Benkirane）也表示希望“世俗伊斯蘭”的土耳其模式能在摩洛哥取得成功。在2011年的阿拉伯民意調查報告中，44%的埃及人認為其政治制度應效法土耳其。因此，伊斯蘭政黨在轉型阿拉伯國家的崛起，無疑被正義與發展黨視為推廣新版“土耳其模式”，擴展土耳其地區影響的重要歷史機遇。
埃及陷入動蕩后，時任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是第一個要求穆巴拉克下臺的外國領導人。穆巴拉克垮臺后，土耳其對穆兄會予以大力支持，并在穆爾西當選總統后向埃及提供了約合20億美元的經濟支持。2012年9月30日，穆爾西還應邀出席了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的代表大會。2013年7月，穆爾西政權被埃及軍方推翻后，時任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在電視講話中做出激烈反應，稱軍事政變是民主的敵人，同時他還譴責西方國家對埃及的政變坐視不管。土耳其政府直言不諱地批評埃及軍方推翻穆爾西政權是“不可被接受的政變”，埃爾多安更是公開呼吁釋放穆爾西。自穆爾西下臺以來，土耳其與埃及的關系持續惡化。2013年8月，埃及軍方強力驅散支持穆爾西的抗議示威之后，兩國的關系再度惡化，互相召回大使，雙方外交關系被降至臨時代辦級別。
總之，土耳其政府之所以選擇支持穆兄會，反對埃及軍方的行動，其重要原因在于穆兄會在意識形態和政治理念上與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具有相似性，埃及軍方廢黜穆爾西政權和取締穆兄會，無疑使土耳其通過穆兄會推廣新版“土耳其模式”的外交抱負遭受嚴重挫折。此外，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本身也是在與土耳其軍方的多次博弈中艱難生存和發展起來的，其前身也曾多次被軍方取締，有與穆兄會相似的歷史境遇，這也是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反對埃及軍人干政的具體原因。
圍繞穆兄會博弈的本質及其和解前景
總之，沙特與土耳其圍繞埃及穆兄會的沉浮存在尖銳的意識形態和現實利益的矛盾，它們圍繞穆兄會的復雜博弈也聚焦了傳統伊斯蘭與現代伊斯蘭矛盾、地區大國矛盾等，并與伊斯蘭教遜尼派與什葉派矛盾相交織，進而深刻影響了中東地區格局的調整重組，進一步加劇了地區形勢的動蕩。
首先，圍繞穆兄會的博弈是現代伊斯蘭主義力量與傳統保守伊斯蘭力量之間矛盾的集中體現。中東變局后，作為遜尼派的兩大主要力量，土耳其和沙特圍繞伊斯蘭意識形態和發展模式的分歧是雙方對穆兄會采取截然對立立場的根源所在。一方面，面對伊斯蘭主義政黨崛起對海灣阿拉伯國家遜尼派君主政體安全和海合會集體安全造成的沖擊，沙特、阿聯酋試圖與摩洛哥和約旦等阿拉伯君主國結成聯盟，組成“反穆兄會軸心”，以鞏固傳統伊斯蘭政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則與穆兄會惺惺相惜，試圖通過支持穆兄會來推廣“新土耳其模式”。
其次，圍繞穆兄會的博弈直接或間接地受到伊朗與沙特對抗的影響，同時也加劇了以沙特和伊朗為核心的兩大陣營的對抗。自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以來，沙特與伊朗基于民族矛盾、教派矛盾和爭奪地緣政治主導權的矛盾長期對峙。2011年中東變局以來，沙特與伊朗圍繞巴林、敘利亞、也門、伊拉克、卡塔爾、黎巴嫩等國家展開持續不斷的代理人競爭， 而穆兄會因素也成為影響雙方對抗的潛在因素。其基本邏輯是穆兄會在埃及掌權后出現與伊朗走近的跡象，而卡塔爾作為沙特的盟友支持穆兄會，同時不斷與伊朗走近，因此各方圍繞穆兄會的爭奪又與沙特與伊朗的結構性對抗復雜地交織在一起，尤其是通過卡塔爾斷交危機加劇了沙特和伊朗的對抗，深刻體現了中東地區格局的復雜性和熱點問題的聯動。
親穆兄會陣營與反穆兄會陣營的矛盾是沙特與土耳其矛盾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雙方矛盾主要是圍繞伊斯蘭世界領導權、地緣政治主導權、轉型阿拉伯國家發展方向、地區熱點問題的競爭，是當前中東地區矛盾的主線之一。其具體問題主要包括圍繞埃及穆兄會、卡塔爾斷交危機、利比亞政治安排的矛盾，以及在紅海非洲之角的地緣政治競爭，但圍繞穆兄會的矛盾是貫穿其中的主線。在埃及，土耳其和沙特各自扮演支持和反對穆兄會的角色；在卡塔爾斷交危機問題上，沙特以斷交的方式懲戒“小弟”卡塔爾，但卡塔爾卻得到土耳其的支持和袒護；在利比亞，土耳其支持西部的伊斯蘭主義力量，沙特和埃及等國家支持東部的世俗力量；在紅海和東非之角，沙特和土耳其紛紛建設軍事基地展開競爭。（具體可參見劉中民：《“春風”方起又遇“寒潮”，巴以沖突打破和平期待》）
由此可見，沙特與土耳其圍繞伊斯蘭世界領導權、地緣政治主導權的競爭具有長期性和戰略性的特點。土耳其與沙特、埃及之間的關系改善，有一定的內生動力，主要是各大國在內政和外交方面都面臨一系列困難，進而通過緩和與地區大國的關系減輕壓力，但是這種緩和更多是針對美國中東戰略的適應性調整。土耳其與沙特、埃及圍繞穆兄會的矛盾有望漸趨緩解，但其關系能否實現徹底改善尚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
“中東睿評”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劉中民教授的專欄，堅持現實性、理論性、基礎性相結合，以歷史和理論的縱深回應現實問題。
責任編輯：朱鄭勇
校對：徐亦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