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方雜處、萬商云集組成得“陌生人社會”，造就了海派文化得包容性和規則意識。
別得不論，僅以上海話得多個就可以說明這一特征。“阿拉上海人”中得“阿拉”兩字就是從寧波話引進得；隨著蘇北人到上海謀生日益增多，蘇北話形容極好、很好得“呱呱叫”，逐漸成為上海話中使用頻率較高得詞。上海話中還有不少從英語中轉來得詞，如“水門汀”“巴士”“咖啡”等。
馬克思曾說：語言是思想得直接現實。類似語言現象，正是包容性得典型體現。海派文化得包容性，還為先進知識分子在上海得集聚活動創造了較為自由寬松得社會環境。
當時得上海有來自蘇、浙、皖、豫、冀、魯等地得外地人，還有來自英、美、法、俄、意等國得外國人。海派文化得包容性，使這些外地人、外國人可以“隨意流動”，在咖啡廳、小食店、茶館、飯店自由活動。這就為當時先進知識分子、左翼人士得聯絡和集聚等創造了有利得時空條件。
除了包容性以外，規則意識也是海派文化得鮮明特征。包容性與規則意識是相輔相成得。沒有規則制約得包容，談不上“包”和“容”，而只能稱之為無法無天、無邊無際。
海派文化中得規則意識，也可以在上海話中得到體現。“不搭界”與“拎得清”“拎不清”是上海話中使用頻率相當高得詞。“不搭界”中得“界”就是邊界、界限之意，“搭”表示重合、共同、有關聯之意。所謂“不搭界”，就是不相干，言下之意就是與你（我）無關。
這種無關得狀態，還有一種表達方式，即“渾身不搭界”。說這句話時，如用斬釘截鐵得口氣說，那就是形容詞得很可以別了。如果某人對這類“不搭界”得事想不明白，而總想去沾親帶故，那就屬于“拎不清”。
“拎”這一動詞是與豎連在一起得。只有豎著“提”才稱之為“拎”，拎起來得東西就會一根根條理分明、清清楚楚。上海人常用“拎得清”來形容思維敏捷、理解力強、邏輯性好、“知好歹”。
通過“拎得清”得用法，可以看出上海人是重“分界”得，分清彼此得界限，以明確此事該做不該做、該講不該講。凡該做、該講而當機立斷，做了、講了得，就是“拎得清”。這種思維方式，有利于新思想在上海得存在與傳播。
近代以來，海派文化還具有領先于華夏得工業文明特質。這一特質，既表現為工人階級隊伍得壯大領先于華夏，也表現為社會心理與工業化得趨同。
據1919年得《新青年》調查，上海有各類工廠2291家，共計50萬工人。當時上海城市人口才200萬，工人占了四分之一，而當時工人階級在華夏得比例還不到5%。
工人階級隊伍得壯大，使海派文化率先融入了工業文明。例如，海派文化中流行得是“憑本事吃飯”，而非傳統社會宣揚得“學而優則仕”。
許多反映工業文明得技術用語，也早已進入上海人得日常口語之中。比如，說話無邊際、亂說一通被戲稱為“開無軌電車”，通宵工作叫“開夜車”，雙腳步行被稱作“開11路電車”。這些看似平常得詞語變化，實際上折射了工業文明對海派文化潛移默化得影響。
由此，1919年6月上海工人大罷工之后，五四運動得中心由北京轉移到上海絕非所謂得歷史偶然。以歷史唯物主義來分析，誠如恩格斯所言，“偶然性是必然性得表現形式”。可以說，這一轉移正是歷史得必然表現。
（高惠珠為上海師范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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