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去平常地上一天班，我想平常地過一個周末，然后重新體味一下過去每一天每一天，我并沒有意識到這么重要的這么珍惜的平凡的生活，是那么的重要那么的可貴。”
——上海援鄂醫生鐘鳴
醫生這個行業給社會的貢獻可不只是治病救人，它還貢獻作家，比如魯迅，比如余華；還貢獻歌手，比如羅大佑；還貢獻漫畫家，比如小林；還貢獻“段子手”，比如張文宏——他讓人安心，又讓人開心，也許還讓人癡心。
我們不禁要問：這是為什么呢？為什么醫生轉身做藝術家，就像古話說的，秀才學醫，籠里捉雞？
同樣有過學醫經歷的毛姆給出了答案。他說：“對于一個作家來說，我不知道還有什么比在醫生的行當里消磨幾年更好的訓練了。”雖然在律師的辦公室里也可以了解人性，可是，在那兒，人會控制自己，會撒謊。但是在醫生面前，不管脫不脫衣服，病人都是赤裸裸的。“大多數情況下，恐懼會擊垮每一道防線，甚至虛榮心也會被它奪去力量。”用不著盤根問底，病人就會說出比醫生想要知道的更多的東西。
說到這里，是不是應該把余華從上面的名單里刪除呢？因為他原先是牙醫，他的病人大概沒有多少機會對他傾訴自己。再者，準確地說，魯迅也沒有真正做過醫生，他只是做過醫學院的學生，還沒畢業就改行了。倘若毛姆所言真實不虛，那么，天曉得，要是魯迅有幾年行醫經歷，他對國民性的批判更會犀利到什么程度——如此說來，沒有當過醫生的魯迅，對人性的洞察，確實有過人的稟賦。
說起魯迅學醫，我們都知道他自己記述的一則軼事，就是教解剖學的藤野先生指出他(周樹人君)所畫的下臂解剖圖上的一個錯誤：“你看，你將這條血管移了一點位置了。——自然，這樣一移，的確比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圖不是美術，實物是那么樣的，我們沒法改換它。”
這里頗令人疑心，魯迅在寫作的時候，也許是記憶出錯，也許是有意無意的——就像當初移動血管位置——借藤野先生的口，說出了自己原先的想法。我們有理由猜想，“穿衣服太模胡”、“會忘記帶領結”的藤野先生未必能想到，這位周樹人君乃是順從了自己的藝術沖動，為的是把血管畫得“比較的好看些”。醫學不管好看不好看，而把解剖圖故意畫錯了的美術愛好者注定會成為一位偉大的作家。
在醫院實習中的毛姆也有一個讓他難忘的經歷，就照原樣抄在這里：
我記得有一次在解剖室，我和示教講師一起復習人體構件，他問我某條神經是什么神經，而我不知道。他告訴了我，然后我提出異議，因為神經所在的位置不對。然而他堅持認為那就是我一直找卻沒有找到的那條神經。我抱怨這樣的異常情況，他則笑著說，在解剖學上，不普通的也是正常的。當時我真是被惹惱了，但是這句話印在了我的心底。從那以后我就被迫認識到，這句話適用于解剖學，對人而言亦然。正常是你只能極少發現的情形。正常是個理想。
這是不是就更有意思了？魯迅和毛姆多少都有點理想主義，一個是審美上的理想主義，一個是認知上的理想主義。然而，醫學或解剖學卻是自然主義的。至于生活，按照毛姆的領悟，只能說是現實主義的：在正常的情況下，人或多或少有些不正常，無論是從生理上還是心理上來說都是如此；一個完全正常的人，幾乎就是一個理想的人。這是所謂“正常即理想”的第一層意思。
由此，也要求我們調整對“理想”的認識，不要把理想放在遙遠的未來，好像跟眼前的生活沒有關系似的。所謂理想的生活，無非就是正常的生活，如此而已。只不過，悖謬的是，在正常的情況下，生活又或多或少是有些不正常的。正常的生活，就是理想的生活，它既不是遙不可及，而又總是會有所欠缺，帶有一點不正常。而這就已經轉到了“正常即理想”的第二層意思。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后首位上海援鄂醫生鐘鳴接受視頻采訪，快要結束的時候，記者問：“疫情過了之后您第一件事想做什么？”他想了想，眼睛有點紅，把頭往上仰了仰：“我想去平常地上一天班，我想平常地過一個周末，然后重新體味一下過去每一天每一天，我并沒有意識到這么重要的這么珍惜的平凡的生活，是那么的重要那么的可貴。”
我不知道這段話曾經戳中了多少人的淚點。真的，說什么詩和遠方，正常的生活已然來之不易，而且，我們已經知道，它又是多么脆弱，簡直不堪一擊。然而，我不知道，等到疫情過去之后，還會有多少人，還會真正體認“正常即理想”，而安住于當下。
當然，這并不是讓人放棄理想。如果毛姆所說的意思僅止于此，相當于把理想主義改寫為正常主義、平庸主義，終究讓人有點不甘心，讓人覺得善則善矣，未盡美也。就在上面這段文字后面，我們看到，盡管毛姆一再讓我們接受人的多樣性，換言之，也就是接受人的不完美性，最后，他終于也說道：
我不認為說名人的缺點應當被忽略的人是對的，我覺得我們最好還是了解它們。然后，盡管我們意識到自己有和他們一樣明顯的缺點，我們也能相信這并不妨礙我們獲得和他們一樣的優點。
如此，也就是“正常即理想”的第三層意思，無論如何，我們還是可以希望把帶有一些不正常的正常生活轉變成更接近于理想的生活，并且不斷努力。
朱生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