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可忘的國恥日——1931年9月18日，日本發動“沈陽事變”。“9·18”事變后，時人馬君武寫了兩首題為《哀沈陽》的諷刺詩：
一
趙四風流朱五狂，
翩翩蝴蝶正當行。
溫柔鄉是英雄冢，
哪管東師入沈陽。
二
告急軍書夜半來，
開場弦管又相催。
沈陽已陷休回顧，
更抱佳人舞幾回。
兩首詩痛斥張學良貪圖享樂，貽誤軍機，不抵抗而丟失東北。詩中涉及到三個女人：趙四、朱五、胡蝶。趙四大家都很熟悉，就是陪伴張學良終生的趙四小姐趙一荻。朱五呢，名叫朱湄筠，民國“名媛”；她父親曾擔任過交通部總長、內務部總長，代理過國務總理。三個女人中，蕞著名是三十年代紅遍華夏的“電影皇后”胡蝶。據當時傳遍華夏的消息，說9·18當晚，沈陽告急，而張學良正在北平同知名演員胡蝶跳舞呢。這一說法真實嗎？張學良當天晚上在干什么？蔣介石寄希望的國聯調停是何結果？
一、“電影皇后”胡蝶
胡蝶卻說不是這樣的：她和電影公司在9·18事變前后，去北平拍攝電影外景，外景隊從上海北站，乘火車到達南京。當時南京沒有大橋，是渡江到浦口，然后乘坐津浦線列車到達天津。“我們到達天津時，見到大批撤下來的軍隊，火車無法前進。一了解說是從東北撤下來的軍隊，沈陽失守了，當時大家心情都很沉重，望著大批的軍隊往南走，心里真不是滋味，但對當時的政局、政府的方針不甚了了，心里盡管有種種疑問也不能說什么。”
幾天后，攝制組到達北平。胡蝶說，那已經是9·18事變之后了。電影公司在北平期間，同時拍攝三部電影。一是《自由之花》，講述蔡鍔與小鳳仙的故事。這段故事有情有義，有將軍有女人，歷來翻拍無數——比較出名還有張瑜主演的《知音》。后來還有電視劇——另外兩部，是根據張恨水的鴛鴦蝴蝶派小說改編的《落霞孤鶩》和《啼笑姻緣》。
之所以同時拍三部，是為了節約資金。這樣同步運轉，搞得劇組生活十分緊張。投拍方是當年上海三足鼎立有其一的“明星電影公司”，主創人員是華夏電影初創時大名鼎鼎的一批人，老板（制片人）是張石川，編劇和導演有鄭正秋、張石川等，龔稼農飾蔡鍔，胡蝶一人主演三部電影，是當年紅得發紫的“電影皇后”；此外還有洪深等人作為拍攝外景的“先頭部隊”，早在北平租下了一座五進的舊王府。
既然是9·18之后胡蝶等人才到北平，跳舞應該是牽強附會了。并且劇組到達北平時，“一出車站，即受到觀眾的包圍，景況確曾轟動一時。”接站的“粉絲”無數，這個作不了假。遺憾的是，《胡蝶回憶錄》里沒注明這幾天行程的具體日子。胡蝶和同事們事后了解、分析，莫名其妙地傳出這樣的緋聞，應該是日本人為了中傷張學良，把華夏人的注意力轉移到風流韻事上，以淡化9·18的影響。
回到上海，胡蝶和電影公司的同人，在當時著名的報紙——《申報》上發表辟謠聲明，時間是1931年11月21日。胡蝶喊冤：“我和張學良不僅那時素未謀面，以后也從未見過面，真可謂素昧平生。”三十多年后，1964年，胡蝶到臺灣參加第十一屆亞洲影展，有記者問她，要不要見見張學良，他們可以安排。胡蝶回答：“專程拜訪就不必了，既未相識就不必相識了。”
這兩首詩流傳甚廣，連軍統內部的沈醉都相信了。據沈醉回憶，有一次他要去貴州桐梓看望張學良，離開重慶前向戴笠辭行，戴笠正與胡蝶吃飯。沈醉趁戴笠離席時當面問胡蝶，有沒有書信或物品需要帶去。胡蝶笑著搖頭，戴笠返席胡蝶告訴了戴笠，戴笠斥責沈醉：“你就喜歡相信這些東西。”
二、朱五小姐
9·18當晚，張學良沒跟胡蝶舞蹁躚，那么是不是與朱五小姐朱湄筠“狂歡”呢？
張學良與朱家淵源極深。朱家五個兒子、十個女兒，其中朱二嫁給了周恩來的同學章以吳，生下兒子叫章文晉，七八十年代當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章文晉的妻子叫張穎，當過周恩來秘書，出過一本書：《風雨往事——維特克訪江□實錄》。朱五與趙四是天津讀書時的同學，嫁給張學良的秘書朱光沐，張學良是主婚人。朱六嫁給的是張學良的弟弟張學銘，朱十嫁的是蔣介石的保健醫生……
晚年張學良想寫一部李宗仁回憶錄那樣的自傳，主動找到歷史學家唐德剛。在與唐德剛談話中，他提到朱五：朱五小時候我就認得她，我跟她沒有任何關系，都沒跟她開過一句玩笑！
據說，有一次朱湄筠在香港的一家餐廳里遇見了寫詩的馬君武，忍不住走上前問道：“你知道我是誰么？”馬君武說我不認識你，朱五說：“我就是你詩里寫的朱五。”馬君武尬在當場。
馬君武是一位具有強烈愛國情懷的文人，他在9·18后激憤之下寫的這兩首詩，有失聽信傳聞，但不能因此全盤否定他的愛國正義性。并且，他后來明白了不抵抗丟失東三省的內情后，在《致蔣介石、汪精衛電》中同樣義憤地指責蔣介石和汪精衛“國事敗壞”是你們兩個“倒行逆施之總結果。”馬君武1940年去世，周恩來題寫挽詞：“一代宗師”。
1961年，周恩來在紀念西安事變25周年時，與張學銘、張學思等談起遠在臺灣的張學良，動情地流下熱淚。會后，周恩來寫下一封給張學良的信，經反復思考，選中朱湄筠作為送信人。周恩來、張學銘、張學思分別寫給張學良的三封信，交到住在香港的朱五手上，朱五把信放在一個精致的糖果盒底層，來到臺灣，幾經周折，送到張學良手中。周恩來在信中寫道：“為國珍重，善自養心；前途有望，后會可期。”
三、趙四風流
真正愛跳舞的是趙四小姐。趙四小姐原名趙綺霞，張學良常以她的英文名Edith稱呼，于是改名趙一荻。趙四小姐認識張學良是在天津的大華舞場里，16歲的她與張學良一見鐘情。趙小姐的家世雖然沒有朱五同學這么風光，也算是錦衣玉食。
必須看到，這些“民國名媛”的“歲月靜好”，背后是無數老百姓“負重前行”。比如，趙四小姐認識張學良的1928年，同在天津一位小姑娘，家計困頓，14歲就“長大了”：“我很想去做女工，因天津有許多卷煙廠，那時紙煙用手卷，而且大都是童工做……”
趙四與張學良相識后，她不顧父親反對，私奔去奉天（沈陽），要做張學良“永久的秘書”。她父親大怒，登報與她斷絕父女關系。這一年，張學良已與于鳳至結婚11年。于鳳至的父親是個糧商，跟張作霖有八拜之交。張作霖看見于鳳至讀書用功，就笑道：你是個女秀才。張作霖向于鳳至的父親提親，于父婉拒了，說，還是由孩子們自己決定吧。張作霖也沒勉強。少年張學良去于鳳至家鄉鄭家屯，與于鳳至見面之后，兩人自己決定認可這樁“父母之命”。1916年，張學良、于鳳至結婚，他16歲、她18歲，他叫她“大姐”。
西安事變后，張學良被關押，于鳳至從英國趕回來，與趙四小姐輪流陪伴軟禁在溪口的張學良。抗戰爆發前后，趙四帶著兒子去了香港，張學良輾轉拘禁在江西湖南貴州等地，于鳳至一直伴隨四處遷移。直到1940年，于鳳至因為發現患上乳癌，要去美國治病，申請換趙四小姐前來。于鳳至在口述《我與漢卿的一生》中回憶：“漢卿應允我，任何情況決不自殺，盡一切可能委曲求全去應付蔣一伙……我們互相要求、互相許諾要努力爭取他自由，一同回故鄉。”
1940年2月，趙四來到貴州，直到張學良1990年獲得自由，趙四小姐陪伴張學良度過了50年的幽居歲月。由此可見，趙四雖曰“風流”，其實是一個有情有義，為愛癡狂的多情女子。
四、夕陽婚戀
張學良和趙四小姐后來是結婚了的。那是六十年代，張學良獲得部分自由。這時張學良篤信基督教，要受洗必須是一夫一妻。張學良深喑蔣介石、宋美齡的心理，于是向于鳳至提出離婚。張學良寫了一封信，讓好不容易相見的女兒帶回美國。信中說道：我一人獲罪，卻連累三人坐牢。我帶給你的，只有一世辛苦、半生哀愁，欠你的實在是太多太多。時光苦短，重逢無日，夫妻情名存實亡。請求大姐與漢卿解除婚約。
兩年之后，女兒在于鳳至追問下才把這封信交給母親。于鳳至同意了離婚請求。網上的說法，是于鳳至“成人之美”，但據她的自述回憶，自己是被迫簽字，并非出于“大度”，而是明白這是臺灣的操縱，好斷了張學良以家人團聚為由離開臺灣的念頭，“我是為了漢卿更好地活下去。”
張學良與趙四小姐結婚這一天，是1964年7月4日，張學良64歲、趙一荻51歲。張學良曾說：“我這一生欠趙四小姐太多”。2000年趙一荻去世，已是百歲老人的張學良在醫院一直緊握著趙一荻的手，久久不愿放開。也許，是愛情，也是歉疚。趙四小姐曾說：“他被蔣關起來，否則我同他也維持不下去。”晚年張學良已驕狂不再，在談到與趙四小姐的日常生活時有趣地說：“我有時發大脾氣，我太太（指趙四）還是讓我的。”平時不發脾氣呢？“那當然都由太太作主。”
五、不抵抗的罪人
張學良不抵抗而放棄東北，確實是大罪一樁，毋庸置疑，但怪罪到幾名女子身上，這就不地道了。退一萬步說，胡蝶與張學良跳舞了，丟失東北的罪責也是張學良一個人負。說什么趙四朱五胡蝶舞，以“紅顏禍水”來為男人的過錯開脫，很不應該。但華夏的文人向來就是這樣，讓女人當替罪羊。
那么，9·18當晚張學良究竟在做什么呢？看戲。
盛世，當時是張繼的秘書。他說“9·18”這天，他陪張繼去北平華樂戲院看戲，包廂就在張學良的旁邊。唱戲的是票友褚民誼，乃汪精衛的連襟，當時任行政院秘書長，位高權重（行政院相當于后來的國務院）。褚民誼喜歡聽戲、唱戲，到北平來過戲癮，當時許多高官都去捧場。“正看戲時，東北來了急電。戲散后，我對張學良說：‘漢卿，有一個緊急電報給你。’張一看很著急，拿著電報就走了。”不過，盛世的回憶有一個大瑕疵，就是當時沈陽與北平是有電話的，第壹時間肯定電話更快。
另一個人的回憶更具可靠性，他就是何世禮。何世禮與張家父子都有深厚關系，1926年他被張作霖保送去英國學炮兵，回國后在張學良身邊任少校參謀。何世禮說，9·18當天晚上，張學良正陪著自己父親何東（字曉生，何世禮尊稱其父“曉生公”），在北平一個劇院看戲。這個何東，曾是香港首富，獲得女王頒發的爵士勛位。何世禮出身顯赫，卻不愿在家庭的光環下坐享其成，投入張學良麾下。9·18發生前，何東來到北平，跟張學良商討改組東北邊業銀行，何世禮擔任父親與張學良之間的翻譯，一起來看戲。據他回憶，這天晚上在北平開明大劇院的演出，是為了賑濟遼北大水災的義演，參演的有梅蘭芳等名伶。戲看到一半，突然來人（何世禮清楚點出此人是行營副官處長湯國禎）向張學良報告，說有沈陽的長途電話。張學良開始不以為意，叫人代他接聽；一會兒，湯國禎返回來，說沈陽出事了，必須請張副總司令親自接聽。于是張學良離席而去，當晚沒有再返回劇場。
張學良自己的說法與何世禮的略有出入。他回憶：9·18晚上，自己是同英國駐華公使藍博森爵士，在第壹舞臺（即北平之長安大戲院）看戲，大約十點三十分，有人報告說，沈陽來了長途電話，榮（臻）參謀長請你接電話，很緊要。張學良馬上向藍公使告辭。電話中榮臻說：日本軍隊向沈陽北大營射擊！張學良叮囑榮臻，切勿亂動，馬上跟日本顧問通報，向日方高級將領交涉。通話中電話中斷，改用電報聯絡，授權榮臻、臧式毅二人全權處理。到半夜十二時左右，電報也收不到了。
六、國聯調查
1931年的張學良，可以說是其事業的頂峰。由于一年前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中原大戰，蔣介石處于下風，張學良于1930年9月18日發出擁護國民政府、呼吁和平的“巧電”，派兵占領平津地區，幫助蔣介石實現了統一。但這事也有一個惡果，就是東北軍精銳調入關內，東北空虛，成為9·18事變的誘因之一。為答謝張學良，蔣介石任命他為海陸空副總司令，一時之間，張學良既是東北王、又是華北王。他長期住在北平，所以才有了9·18當晚北平看戲的事兒。當時還有一個情況，就是張學良染有毒癮，經常住在醫院里。
“不抵抗”的原因之一，是蔣、張都寄希望于國聯。但國聯對9·18是什么態度呢？當時的國聯，主要由英法把持，一共42個China參與，美國未參加。據蔣介石日記9月23日記載，接到日本侵略華夏東北的報告后，國聯也曾作出“中日兩國停止戰時行動，雙方軍隊退回原防”的決議。但日本不遵守，國聯毫無辦法，反而修改憲章，規定“一切決議應得理事China包括當事國在內一致通過，才能發生效力。”日本這個侵略者就是當事國，它能跟華夏這個被害國“一致”？
直到12月，國聯理事會才決定派遣“國聯遠東調查團”（即李頓調查團）來東北調查處理“中日沖突”。1932年2月，調查團從日內瓦出發，沒有向東直接來東北，反而向西經北美，再到上海，再到東北，到達的日子，已經是4月20日。蕞后調查團的報告很“中立”：既不能恢復9·18事變前的原狀，也不予承認滿洲國，蕞好是東北自治。就算這樣，日本也不接受，1933年2月國聯大會投票，四十國贊成，一國棄權（泰國，當時叫暹羅），日本反對。日本代表松崗更是戲劇性地率領代表團全體退場。
據參加了調查工作的資深外交家顧維鈞回憶，他的仆人在沈陽街頭收到悄悄塞過來的紙條，寫著：我們向調查團說的都是日本人事先要求的，并不是我們的本意……
曾任調查團秘書工作的吳秀峰回憶，后來的國聯新任秘書長愛文諾曾向他談話道：“當一個China受到外國侵略時，首要的在它自己起來抗戰，然后才有希望得到他國的幫助。如果它自己不去抗戰，像你們的China一樣，而希望別人替你火中取栗，這是史無前例的。”
蕞終結果表明，期待“委之國際仲裁”，“以求公理之戰勝”，無異水中撈月！
七、我恨日本！
張作霖是在回東北的列車中，死于日本人在皇姑屯安置的炸彈。張學良鐘愛的第三個兒子，10歲的張閭琪，也是被日本人害死的。那是1929年底，張閭琪咳嗽發燒，久治不愈，有人建議送到南滿醫院去做個X光透視。張學良夫婦經過反復考慮，才決定將孩子送醫體檢。就在侍衛們在照光室門外守候之時，透視室內發出爆炸聲，進去一看，小張閭琪臉部胸部血肉模糊，當晚就夭折了。醫院的解釋是，胸透機遇冷，玻璃板發生爆炸。
當時，張學良夫婦深為懷疑，只是苦無證據。這個疑問揣了60年之久，直到1989年，一位日本記者將復印的關東軍秘密檔案給張學良看，才知道是關東軍和日本駐沈陽領館，威脅、收買醫生，在X光機里暗藏炸彈，將孩子暗殺。日本人的想法，對付張學良，一面用“皇帝”來誘惑，一面用爆炸來威脅，逼迫他投靠日本。知道真相時，張學良已年近九旬，他在接受日本電視臺采訪時，一開頭就說：“我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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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簡介：王正興，原解放軍某野戰部隊軍官，曾在步兵分隊、司令部、后勤部等單位任職，致力于戰史學和戰術學研究，對軍隊戰術及非戰爭行動有個人獨到的理解。其著作《這才是戰爭》于2014年5月、6月，鳳凰衛視“開卷八分鐘”欄目分兩期推薦。他的公眾號名亦為“這才是戰爭”，歡迎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