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和尚，居然是天使。
8月23日，必揚投資總經理何河在微博上說：昨天和上海一個蠻有名氣的寺廟的居士聊天，聽說現在寺廟的香火大不如前。“以前每年一出手捐幾十上百萬的中小企業主，近兩年好多都不見了。”他透露，這個寺廟正在策劃推一個紓困方案，對以前曾經捐贈過的施主，如果企業不幸瀕臨絕境，寺廟會把以前的捐贈一次性返還企業，以解燃眉之急。
金沙江創投董事總經理朱嘯虎昨晚在朋友圈說，上海的寺廟確實靠譜，當年“餓了么”最早就是拿的玉佛寺的10萬元天使投資。朱嘯虎是“餓了么”的早期投資人。
不過朱嘯虎的說法有點小出入。
2009年，上海玉佛寺出資1000萬元，與上海市教委、市慈善基金會、團市委，共同啟動和管理“玉佛禪寺覺群大學生創業基金”。基金定向用于資助在滬創業的高校畢業生非科技類項目自主創業。這是唯一由宗教界發起成立、從事大學生創業扶持的項目。截至2019年底，這個創業基金已成功資助131個創業項目，累計資助總額1104萬元，資助項目存活率達82%以上，創造了近2萬個就業崗位。
“餓了么”是“覺群大學生創業基金”的第一屆受益者。當年，“餓了么”的創業團隊在上海慈善基金會和“覺群大學生創業基金”聯合主辦的創業大賽中，獲得最高額度資助10萬元全額貼息貸款。
2016年12月12日，在“玉佛禪寺覺群創新創業論壇”上，“餓了么”創始人張旭豪宣布，“餓了么”將向“玉佛禪寺覺群大學生創業基金”捐贈50萬元，用于資助大學生創業。據現場人士回憶，張旭豪稱，當初的10萬元是lucky money（好運錢）。
除了“覺群大學生創業基金”，2015年，上海玉佛禪寺還發起成立了“覺群文教基金會”，注冊資金300萬元。這也是上海宗教界第一家文教類的非公募基金會。
2021年3月27日，上海玉佛禪寺、上海覺群文教基金會還向“青春戰疫 希望同行”萬名困難青少年幫扶行動捐贈100萬元。
據玉佛禪寺官網介紹，玉佛禪寺和上海覺群文教基金會已經連續20多年資助困難學子，在每年春節期間向困難學子送去助學金。
下午，“共富財經”連線上海玉佛禪寺求證此事。玉佛禪寺“覺群文教基金會”回應稱，不存在一次性返還捐贈。
不是玉佛寺，也許是其他幾家知名寺廟。上海名寺也就那寥寥數家，除去玉佛，還有靜安、南華、東林、真如等。
如果何河所說是真，那么“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上海的寺廟做了一個很好示范。
長期以來，寺廟名聲，毀譽參半。
河南那家知名寺廟肥頭大耳的方丈，因為坐豪車、開公司等丑聞，一直飽受質疑。寺廟斂財的傳聞，長期以來，不絕于耳。
但從未見過寺廟方丈因為錢財問題被訴諸法律，所以，傳聞始終只能是傳聞。
2018年，鳳凰網上有一篇文章《寺廟的香火錢都去哪了》，印能法師和延參法師對此有過一些解釋。
印能法師說，寺廟的錢是屬于十方的，不是某個人的。有的方丈特別棒，他會去做慈善，去養老扶貧，去幫一些弱勢群體。
延參法師說，寺院里有一個委員會，由寺院的一些長老和法師共同組成，不同的額度有不同的規章制度。總之一句話，幾乎沒有方丈獨立支配的錢。
兩位法師所說的，不知道是不是普遍情況。
自古以來，佛門從來不是清凈之地。僧侶本身是不事生產的食利階層，佛教徒要生活，有時就必須在佛言商。
我國最早的金融業，就是僧侶以寺院的質庫形式開創的。
南北朝時期，寺廟里最早出現了典當機構。據《南齊書》記載，一個叫褚澄的官員，用一萬一千錢，向一所寺院贖回其兄抵押的“白貂坐褥，壞作裘及纓”。
法國漢學家伯希和的《敦煌寫本》上，記錄了敦煌凈土寺僧侶的年度結賬報告，寺院的三分之一收入來自于高利貸。
到了宋代，這種被稱為長生庫的質庫，更是遍地開花。詩人陸游就抨擊過這種高利貸，“今僧寺輒作庫質錢取利，謂之‘長生庫’，至為鄙惡”。
今天的佛家和舊社會的佛家當然有所不同，這里不具體展開。
更值得注意的是，何河所說的“以前每年一出手捐幾十上百萬的中小企業主，近兩年好多都不見了”。想必這和疫情以來的經濟形勢有關。
今年以來，幾個行業被重錘，光是一個教培行業，涉及到的從業人員就有一千萬人。
有一個段子說，4樓的教培關門后，3樓美容也關了；3樓美容關門后，2樓餐飲也關了；2樓餐飲關門后，1樓超市也關了。
在疫情疊加政策重錘的影響下，大量中小企業主財富大幅縮水，所以寺廟的香火錢相應也少了很多。
可以通過很多指標感知社會經濟狀況，但沒有一個指標會納入寺廟的反應。不過可以換個角度想，寺廟做的是精神生意，除非萬不得已，否則虔誠的信徒不會忘了佛祖。
經濟下行早成定局，寺廟尚知放水養魚。對于中小企業主的扶持，政策方面可以再加大點力度。
若能如此，功德無量，善哉善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