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董子琪
編輯 | 黃月
一代奇書《金瓶梅》究竟應(yīng)當怎樣讀？《金瓶梅》的寫作，是從批評別的文學作品入手的，這恐怕是中國小說中獨一無二的戲仿（parody），因此，讀出《金瓶梅》對《水滸傳》諷刺性的再創(chuàng)造是重中之重，學者孫述宇在《金瓶梅的藝術(shù)：凡夫俗子的寶卷》如此寫道。
《金瓶梅》雖然從西門慶、潘金蓮與武大的公案講起，但對武松殺嫂這個重要情節(jié)做了改動。畢竟“一個有財勢沒良心的奸夫和一個淫婦害了本夫，隨即被一個大英雄殺了報仇”，這樣的故事只是大快人心，并不現(xiàn)實。于是《金瓶梅》從《水滸傳》“武松殺嫂”的故事中脫出，有了另一個諷刺的開局——殺人的奸夫逍遙法外，納了女主人為妾，日子越來越好，而報仇的兄弟卻進了大獄。從這里開始，小說以“奸夫”“淫婦”“壞蛋”作主角，使得讀者總與他們相處，見識到他們的真實面目。
寫實：凡人肉身的尺度
跟講英雄豪杰故事的《水滸傳》不同，《金瓶梅》敘事瑣碎，講的都是西門家的平常事件。西門迎娶潘金蓮作為第五房，在她之前已經(jīng)有了正房吳月娘和三個偏室，這之后西門慶開了店鋪、造了新宅、得了官祿，再由官場關(guān)系賺了一些錢，又娶了幾個小妾，包括第六房李瓶兒。人們看到的西門慶不再是《水滸傳》里讓人恐懼的、為非作歹又強勢的反派，這人還有真誠自然的愛與感情，他愛他的子女、妻妾和朋友。潘金蓮雖然仍然是惡的代表，但她具有強烈的生命力，口齒伶俐，頗通文藝，會唱小曲，說笑話也會潑辣地罵人，不光是男人欣賞的美女，還是一個有心思、有欲望、有自己生活的活人。
孫述宇寫道，這也幾乎是中國文學上頭一回拿婦女的經(jīng)歷作為寫作題材，在此之前，文學只欣賞男性的活動，不太欣賞女性的活動，只看她的樣貌、守貞和持家。《金瓶梅》中活靈活現(xiàn)、精力旺盛的潘金蓮，與《紅樓夢》里的王熙鳳頗有一比，“兩足不停，嘴巴也不停，向上是奉承，向下是壓迫，一時放債，一時亂倫，私通之余，又去捉奸。” 將潘金蓮寫成活生生的女人，再給她安排像一個畜生似的被武松屠戮的命運，這樣的結(jié)局令人戰(zhàn)栗。對比一下，人們在讀《水滸傳》時或許不反對武松殺了潘金蓮，因為那時以半沉醉的狀態(tài)欣賞英雄，對死者的悲慘不太認真。
就連寫妓院，《金瓶梅》也寫出了其中的激烈競爭和生存之道。書里的妓女李桂姐當然不是極惡之人，她的生活很不容易，要在客人的變心和吃醋之間輾轉(zhuǎn)生存，迎來送往間面對很多危險，或是官府拘禁，或是客人打罵，所以桂姐要跑去找比自己大不了幾歲的吳月娘認干娘，尋求一點地位和安全感。然而，李桂姐也不是純潔的、良善的、為感情付出一切的犧牲品，她也會在利益驅(qū)動之下出賣姐妹、欺騙客人，她的品格不比別人好，也不比別人壞。
《金瓶梅》的寫實藝術(shù)更深一層之處在于，既已將西門慶寫成了有感情的平凡人，因為壞人沒有那么壞，讀者失去了居高臨下審判的優(yōu)越感，而又道出這些可貴的真情并未能將西門慶從罪孽中解脫出來，這避免了不切實際的抒情。李瓶兒與西門慶的感情又是令人動容的，瓶兒病得要死了，已故的前夫花子虛來索命，她還要摟抱西門，叫他保重，西門也沒有絲毫嫌棄臨終的瓶兒，哭著責怪天地。然而西門慶的品性也并沒有因最親愛之人的喪事而獲得什么升華。起初西門慶還對著瓶兒的影像獨自吃飯，晚上還要守靈而睡，可是還沒辦完喪事，就和瓶兒屋里的奶媽茍合。
與《枕中記》《南陽太守傳》這樣講凡人大夢一場最終恍然大悟的故事完全不同，《金瓶梅》的主體并不是夢，而是圍繞著塵世間的開脫之難展開。《枕中記》相信人生固然有不少苦惱，但得救并不太難，所以主角一旦茅塞頓開就能立刻脫離苦海；《金瓶梅》不相信頓悟如此容易，西門慶在一生中過過不少好日子，還聽了許多勸諫，受過幾場驚恐，見過親愛的人喪生，但是他并不能從中悔悟，因為現(xiàn)實中層層糾纏的“貪嗔癡愛”沒有那么容易逃脫，“《金瓶梅》的天地，是很艱難的，有說不完的苦，不是對異性的一點真誠之愛就能救贖得來的。”
細究起來，連這愛也難免罪孽。李瓶兒與西門慶之愛怎么說都不是純潔和偉大的，李瓶兒為了嫁給西門慶，前后犧牲了花子虛和蔣竹山兩任丈夫——李瓶兒本來是花子虛之妻，西門慶先與她私通，后施計讓他經(jīng)濟破產(chǎn)又死亡；李瓶兒接著嫁給蔣竹山，后又厭惡他的性無能而離開。這是用理性的寫實諷刺而非大快人心、蕩氣回腸的抒情來講述人生，不僅西門慶、潘金蓮這些主要人物的形象是寫實的，書中其他角色、尤其是不怎么光彩的小角色更是這樣，諸如李桂姐、宋慧蓮、應(yīng)伯爵等人。孫述宇認為，寫人物既不居高臨下也不抒情過當，這樣的寫實在中國文學傳統(tǒng)中是稀缺的，即使《紅樓夢》也是大夢一場，也有“英雄尺度”的人物。
諷刺：維持藝術(shù)世界的公道
諷刺與寫實是緊密相關(guān)的，改寫《水滸傳》是因為“武松殺嫂”不那么現(xiàn)實，而讓這些人物按照自身邏輯、順其自然地發(fā)展，就顯出了諷刺的意味。西門慶最終是要死的，卻是死于他無法滿足的欲望超過了凡庸的肉身。潘金蓮也是要死的，但不是死在武大郎的靈前，而是在西門慶死后被吳月娘發(fā)賣，無路可走才中了武松的“陰謀”。英雄武松報仇的手段也不是飛檐走壁、大顯神通，是用了一百兩銀子將潘金蓮從王婆家里買來，謊騙與她再組家庭，之后又卷走了王婆的財物。
讀者應(yīng)當注意到，《金瓶梅》的諷刺（irony）藝術(shù)在《儒林外史》之前。所謂諷刺的核心就是表里不一、內(nèi)外相歧，中國小說史上有此目光的小說不多。西門慶先是一樣一樣得來東西，再以差不多的方式一樣一樣地失去；他死后，他從妓院里拿錢買來的李嬌兒也從他家偷盜了財產(chǎn)離去，動了春心嫁過來的孟玉樓又動了春心嫁作他人，通奸過門的潘金蓮也因為通奸被吳月娘發(fā)賣。而這并不能單單用善惡果報來解釋，人物都在自身的發(fā)展邏輯當中，作者善于描摹世間種種復雜與相歧，這比講果報道理要鮮明深刻得多。孫述宇寫道，對比西門慶與《黃粱夢》里呂洞賓的故事，呂洞賓妻子背叛并陷害他，西門慶的妻妾雖然無行卻不曾背棄，然而，她們的縱容與怯懦將他推向了終局，但她們的做法又并非不可理解。
關(guān)于西門慶與妻妾的關(guān)系，夏志清在《中國古典小說》里曾做過解讀。以最貪婪的潘金蓮為例，潘金蓮向西門慶無節(jié)制地索要性，超越了他作為人的極限，因為她生活在這樣一個家庭中，日常所思所想都導向能夠?qū)⑺虝簭膯握{(diào)和卑微生活中解脫的目標——性的滿足，而她令人哀憐之處也在于，她的心狠手辣也不過是為了爭奪西門家里的寵愛與安全感。西門慶則不同，他有財富和權(quán)勢，除了家庭，日常中還有許多事業(yè)和職務(wù)要照顧，實際上是一個社會的中堅分子。妻妾沒有要害他，只是基于她們自己的處境向他索求，他也沒有死于誰的刀下，死時身邊妻妾奴仆環(huán)繞，未必是以凄涼肅殺的環(huán)境才能寫出悲劇，以華美豪奢的背景襯托出落寞，才是諷刺——內(nèi)外相歧的落實之處。
《金瓶梅》寫虛偽不限于一個人或幾個人，甚至不限于一個行業(yè)或階級，所有人都不免于此。在西門慶的家里，每天都有人說謊，可以說他的家庭生活由謊言構(gòu)成。伙計韓道國滿口“之乎者也”，為了金錢利益讓妻子與西門慶睡覺，又愛吹牛，有天正在熟人鋪子與人吹噓與西門慶“彼此通家，再無忌憚”，正好來了一個人通報他妻子與小叔子通奸的禍事。與《儒林外史》一樣，兩部書都喜歡描繪謊言拆穿的尷尬場面，而這正體現(xiàn)了小說家塑造的藝術(shù)世界對于真實世界的意義——在真實世界里，這樣的假面具多半是不會被拆穿的，而在藝術(shù)世界里，人們看到了假面是多么容易被拆穿，也就維持了“公道”。
當然《金瓶梅》也有許多缺點，除了就像孫述宇和夏志清均已指出的，作者有時候喜歡隨意地穿插傳奇式的鬧劇段落，還喜歡抓住機會就不放過嘲弄，有些諷刺又流于低俗，這都影響到了寫實的徹底。像是寫西門慶死后，他的酒肉朋友聚在一起討論應(yīng)該花多少錢來表示對死者的崇敬，最終決定一人湊一錢，總共湊了七錢；寫李瓶兒之死時也不忘加入從別的地方抄來的、庸醫(yī)自我吹噓的喜劇段落。這樣突然從寫實的節(jié)奏中斷，用倉促離奇的情節(jié)取代敘述的寫法，在夏志清看來，破壞了人物死亡時刻所具有的現(xiàn)實感，也辜負了好不容易才寫的可信的人物，而除去滑稽、輕浮的喜劇和一本正經(jīng)的教化，以及那些走馬觀花的“傳奇式”插曲，《金瓶梅》可以說是一部“令人毛骨悚然的道德寫實主義的作品”。
